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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物权法定的原因(点击浏览)

发布于:2024-01-06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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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民法九人行”上看到了王成教授2005年写的《物权法定与物权整理》一文 ,该文提出物权法定主义的意义和原因在于整理物权,就此说说关于物权法定的原因。

文章指出“物权法定是使交易能够正常进行下去的需要,是交易安全和便捷的需要。物权法定后,交易当事人可以按照确定的前提进行交易,无需考虑各种隐含的物权,物权法定使得交易更加透明。此外,物权之所以要法定,在民法法典化的当初,还有一些其它的原因。第一,解放所有权。在民法典编撰运动之初,所有权上负担有纠纷复杂的封建枷锁。物权法定后,使得所有权上设定的他物权明确而简化,有助于所有权的自由。第二整理旧物权。法典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对物权种类加以整理的过程。物权法定的一个重要意义是整理旧物权,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封建时代之物权制度与身份之间相联系,使物权变成对人的支配,故通过物权法定,将身份关系从物权关系中脱离出去,使物权成为纯粹的财产权,即自由的所有权。因此旧物权整理完毕,同时禁止通过自由创设,防止封建时代物权死灰复燃。”

王成教授提出的物权法定的意义共有三点,首先是使交易能够正常进行下去的需要,是交易安全和便捷的需要;其次是物权法定后,交易当事人可以按照确定的前提进行交易,无需考虑各种隐含的物权,物权法定使得交易更加透明;第三是物权之所以要法定,在民法法典化的当初,还有解放所有权和整理旧物权两点原因。王成教授说的这三点,直接表述是物权法定的意义,同时也说是法典化时期物权法定的原因。

在王成教授提出的后两点原因中,有一个共同点,即所有权自由,物权法定是为了解放所有权,让所有权成为自由的所有权。个人认为,在法典化时期,追求物权的法定性而对物权进行整理,有这样的成份,即解放所有权,建立自由的所有权的成份,这种因素是存在的,但这不是主要的成份,不是物权选择法定的直接或说是物权法定的根本原因。

物权的变迁经历了身份物权、等级物权、个体物权、制度物权四个演变阶段。欧州近代法典化时期的物权变动是一个由等级物权到个体物权的过程阶段。十七、十八世纪前的欧洲,土地制度是一种封建等级制度,这与当时的封建政治制度相统一,受国家管控能力的制约,国家对全社会的管理采用的是一种等级分封的方式。到了十八、十九世纪,旧的国家管理模式发生了改变,国家控制力量已经强大,可以直接延伸到公民个人,需要拆除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屏障,即封建等级。社会一直存在相向的两种力量:国家为了实现对全社会的直接统治和公民争取在统一法制下的独立自由平等。到了十八世纪的欧洲,这两种力量碰撞,对社会政治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在土地制度方面,法律需要建立一个直面公民个体的权利关系,就是个体所有权。因而,法律变革直接的原因或者说是主要的成份不是为了所有权的自由,而是为了所有权的独立,是与新的社会政治关系即国家与公民之间直接的管理关系相统一。法律需要的是独立清晰的所有权,让公民在政治上有平等的资格,经济上有独立的财产,法律上有独立的所有权。这种新的土地制度建立后,更有利于交易自由,但并非最初发生变革的动力或目的,自由交易更多表现为社会变革成果的一种副产品。

关于第二点原因,为了整理物权,文中解释说封建时代的物权与身份之间相联系,要把身份关系从物权关系中分离出来,使物权成为一种纯粹的财产权。这一点无疑也是正确的,封建制度下的财产制度特别是土地权制度与身份关系密不可分,身份关系不与物权关系相分离,就不可能有清晰独立的物权关系,必然影响物权的独立性,也不利于后期物权的交易。令人不解的是如果身份关系与物权关系相分离,在整理物权完成后,禁止自由创设,又怎么做到防止封建时代物权死灰复燃。

把物权的种类分为所有权、役权、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这是罗马法中早已存在的分类,如同交易关系的种类多表现为买卖、租赁、借贷、加工、保管、承运等行为一样,让这些权利或关系规则明晰化、概念化、规则化,这是法律的基本任务,是法律建构规则的依从方法和必经过程。也就是说,在法律进行物权整理之时,法律也同时或已经完成了对交易方式即债权种类的整理。这与防止封建物权死灰复燃似乎没有关联。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封建土地制度已完成变革,农民已从贵族手中取得土地权利,租赋责任也已由农民承担。德国在十九世纪完成了两轮土地改革,采取赎买分期付款的方式将农民占有的土地变成农民个人所有,废除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如果封建复辟,社会再回到封建状态,哪些物权种类会消失,会再出现什么样的物权关系?《德国民法典》中的土地负担、土地债务和定期土地债务是一些什么样的物权关系,这些物权种类是否与德国土地改革有关系,或者本就是由土地改革产生出来的一种新型的土地权利关系?如果是,说明《德国民法典》将这种土地关系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这也许就是所谓防止封建物权死灰复燃。但说是为了防止封建物权死灰复燃,还不如说是为了确认新兴的土地权利关系。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农村实现土地制度改革所确认的一项物权制度,是为了用法律把改革成果固定下来。

即便《德国民法典》中的这几种物权类型的出现是为了防止封建复辟,也是为了整理物权种类,但仅能说明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某种类的物权属性,并没有就物权法定的原因做出直接的证明。前面说到,在整理物权之时,同时或先已进行或完成了交易种类即债权种类的整理。债权规则同样需要整理。交易规则统一防止了分歧、歧义出现,有利于交易的实现,节约交易成本,是不是也可以说债权法定?对债权关系和种类进行整理同样符合王成教授所说的意义,使交易能够正常进行下去的需要,是交易安全和便捷的需要。看来整理物权并非物权法定的必然,也很难说就是物权法定的原因。

王成教授文章的整理物权与物权种类没有普遍关联,谈到的后面两点原因都集中在了所有权,除所有权外,各种用益物权和各种担保物权均没有涉及。如果各种用益物权和各种担保物权不被作物权整体考察,把物权法定的原因归结为整理物权的需要也就缺少成立的充分条件。

《法国民法典》把财产分为所有权、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役权和地役权,这样的分类与罗马查士丁尼编纂的《法学总论》把物分为有形体物、地役权、用益权、使用权和居住权几乎是一样的。罗马社会没有经历过封建治理时代,法典却归纳了各种物权,说明物权法定的原因并非在于整理物权防止封建复辟。

既然早在近代法典化出现的一千多年前,不同的物权种类已经出现,就应该换一种思维,从早期的罗马法物权结构来寻找和讨论物权法定的原因。《十二表法》中规定“建筑物的周围应留2尺半宽的空地,以便通行。相邻田地之间,应留空地5尺,以便通行和犁地”,这类规定是罗马法早期地役权的表现,呈现了一种公权力对私权利益干涉的表象。《法学总论》对用益权的表述为“用益权可以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这种分离可采取各种不同方式。例如某人把用益权遗赠他人,则继承人只享有所有权,而受遗赠人则享有用益权;反之,如以遗产除去用益权遗赠他人,受遗赠人只享有所有权,而继承人则享有用益权。”由此表述来看,地役权、用益权等财产权存在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与所有权相关联,没有所有权就没有地役权、用益权,二是地役权、用益权是从所有权分离出来的权利,地役权、用益权分享了所有权的权利内容。把这两点再做一个概括,结论即是所有权之外的其它用益物权是以所有权为前提的,没有所有权就没有其它财产权。

罗马法律之所以规定在相邻田地之间留出空地5尺,直接原因是便于犁地和通行,更深刻的原因是建立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土地使用规则,寻求相邻土地权利人的共同利益。罗马时代存在永佃权,永佃权出现的原因是土地所有人与土地实际耕种人相分离,所有人不种地,种地人不是所有人,且耕种人是国家政治下的独立主体,没有封建农奴般的人身依附关系。再者耕种人不是流动的,缺少租赁方式即市场方法的条件。为了维持土地长期的经济利益,就需要法律作出某种权利分配,把所有权留给所有人,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永佃权给耕种人,让权利利益达到一定平衡,各得其所,国泰民安。中国《民法典》确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是因为有农村集体土地所制为前提条件限制,二是必须依赖农民对土地进行耕种。为稳定农村经济关系,为国家长治久安,就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之外,建立一种并存的财产权,把承包经营权给了种地的农民。中国现代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民国时期的永佃权异曲同工。

由此看出,各种用益权的设立是以所有权为前提的,在维护所有权制度不出现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把所有权的部分内容拿出来,另行设定某种财产权,让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同一财产上能做到利益共存和利益平衡。因为所有权制度是法律财产制度的基础,设计在先,不可动摇,在其后为了顾及其他权利主体的财产利益,只能在所有权制度之外再行设计一套财产制度,消解社会冲突和利益矛盾,以期实现社会和谐。在所有权制度之外再建立一种分离所有权的规则,需要由国家,需要由议会、元老院、执政官、大法官、皇帝等为代表的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进行规定,用国家法律包括法典、决议、谕令、敕令、判令等形式来确定某种新的财产权,这就是物权法定的本原。

用这种认识可以解决各种用益物权的法定原因,但解决不了各种担保物权的法定原因。担保物权没有利益分配的需要,不是解决财产利益的平衡关系,不能用这种思维来对待担保物权,就要改变思维。各种用益物权基本上具有一个共同属性,即固有性,权利人享有用益权,是因为权利人与所有权人之间存在一种固有的、稳定的关系,要么是基于不动产的相邻关系,要么是基于家庭人员关系。在《法学总论》里,内容排列在前面的是人法规则,人法规则的主要内容是家庭关系,人法规则之后才是物法规则,说明人法内容在当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家庭关系法一是要解决家庭对外同一主体的关系,二是要解决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为平衡家庭财产关系而建立的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是因为固有的成员关系引发的。这种新的财产权利的取得通常也是无偿的。担保关系不具有这种固有性和无偿性,担保关系产生于市场行为,是市场关系的自由选择,交易主体是可以选择的。市场行为是纯粹的经济行为,或是基于一种经济行为目标,体现的特征是参与主体的意思自治。这种关系与所有权内容的国家分配也没有关联,是市场交换,遵循的是市场交易规则,完全出自于参与人的主观愿望和自行选择,这种利益关系不由法律强行安排,由此产生的权利不具有法定性质。

《德国民法典》把抵押、质押规则从债的关系中拿出来放到了物权法篇,是德国人看到了权利人对担保标的关乎物的利益,并非担保物权是需要法定的物权。抵押规则放在物权法篇中,认定抵押权是一种物权不改变抵押关系的市场属性。

中国《民法典》有相邻关系规定,此外的地役权关系已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甚至已没有了相邻条件,用土地租赁完全可以替代。居住权的规定也有市场关系,主要区别已不是固有性,其特定性单纯表现为行政登记,与租赁关系下的居住行为没有实质性差别。

抵押、质押是由抵押合同、质押合同设立的,现代地役权也是由合同设定的物权,居住权还是由合同设立的物权,这些物权关系事实上是由债权行为设立的,而非由法律做出强制性规定。由此说明物权并非完全法定,有法定的物权原因,也有合意生成物权的事实。一部分物权是国家法律制度的安排,一部分物权是市场主体自由设定的财产关系。早期的用益权是由法律确定的物权,现代的用益权既有法律规定的也有合同设立的,而担保物权均是由合同设立的。

整理物权如同整理债权,是法律规则进步的必然过程,是必须要做的功课,与物权法定没有必然的联系。欧州民法走到十八十九世纪之时,也许需要进行一次物权整理,但物权整理并非物权法定的意义和原因。物权的种类有法定性的特征,但法定性不是物权的普遍性特征,既有法定物权,也有意定物权。十九世纪后的民法本来存在自由开放的走向,不知为何仅把自由开放的安排交给了债法规则,却限定了物权规则,更为甚者把物权法定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引领后期的物权法规则设计,限制了物权法的发展,阻滞了现代民法的发展之路。现代民法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放弃物权法定原则,打破物权法定禁锢,如果做到了,就为现代民法的完整呈现打开了一扇封闭的大门,搬开了阻滞现代民法发展路上的一块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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